《理学纲要》篇十四章有明诸儒读书笔记

阳明稍前的龙溪曰：师门有三种教法：从知解而得者，谓之解悟。未离言诠。从静中而得者，谓之证悟。犹有待于境。从人事练习而得者，忘言忘境，触处逢源；愈摇动，愈凝寂；始为彻悟。

篇十五总论

理学特色，在其精微彻底。一事之是非，必躬至无可复穷之处，而始可谓定。否则画一境以自足，而曰：吾所读书笔记大全论者，姑至于是而已。

以其所求之彻底，故其所为，必衷诸究极之是非；而寻常人就事论事之言，悉在所不取。

以此推之政治，则不肯做一苟且之事。

其行诸己者，尤为卓绝。横梁曰：学必如圣人而后已。知人而不知天，求为贤而不求为圣，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。伊川曰：言学便以道为志，言人便以圣人为志。自谓不能者，自贼也。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也。

如此彻底之道，并不恃天赋之资。其功皆在于学。

理学家之学，于理求其至明，于行求其无歉。然二者又非二事，明理者，所以定立身之趋向；立身者，所以完明理之功用也。.......天下只有一理，治身之理，即治世之理也。

理学家视修己治人，非有二道。全副精神，皆贯注于内，而外事遂有所不暇及，亦其势也。

凡事皆欲从源头上做起，皆欲做到极彻底，而所言遂不免于迂阔，此亦理学家之一弊也。又或眼光看得极远，而于目前之情形，有所不悉，遂不免于蹉跎，此则理学家之弊。理学家言治本，则致谨于王霸之辩；言治法，则欲复封建井田。必如何而后封建井田可复，理学家不能言也。

泥古之足以致弊，宋儒亦非不知之。宋儒论治，偏重德化，略于事为，弊亦由此。然宋儒于古人之法度，实考之未精。故其所主张，自谓参酌古今，实不免墨守古法。善俗则欲行古冠婚丧祭之礼，皆坐此弊。宋儒所谓礼，实不可行于世，。古代社会，阶级较后世为严。宋儒率古礼而行之，实于后世情形有所不合，人心遂觉其不安；人人皆觉其所行为不近情。后来戴东原所攻击，专在于此。

阳明言心学，故其所言，较宋儒稍为活动。阳明之言曰：天下古今之人，其情一而已矣。先王制礼，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，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。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，非传记之伪缺，则必风气习俗之异宜。此虽先王未之有，亦可以议起。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。若徒拘泥于古，不得于心，而冥行焉，是乃非礼之礼，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。

宋儒之尊君权，与其言阶级同蔽。李观作《常语辩》，以孟子为五霸之罪人。谓“五霸率诸侯事天子，孟子劝诸侯为天子，苟有人性，必知其逆顺矣。”然则孔子称“汤武革命，应天顺人，”孔子亦五霸之罪人乎？此弊理学家入之颇深。至清代曾国藩等，犹有此见。社会之所以能立，其原因自极深远。此辈则谓非有封建之世，阶级森严，下之视上，怀乎其不可犯之风气，不足维持。谓此等名分一坏，即不免于大乱。实由其于社会现象，研之未深，而徒以古为郅治之世，致有此谬见也。

宋儒自谓于二氏之学颇深，故能入其室而操其戈。后之议理学家者，又谓周程张朱等，其初皆与二氏有交涉，故其说实不免于儒其貌而释老其心。（叶水心就这样说。程张攻击老佛，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。又说周张二程，无极，太极，动静，形气，聚散等，为以佛说与佛辩。然宋明儒者，于二氏之学，入之实不深。故其所诘难，多不中理。

老释相交较，释氏之说，远较老氏为高。理学家虽以二氏并称，实则其所辟者，十九在释氏也。儒家辟佛之说，为宋儒所称者，为韩退之之《原道》。其说实极粗浅。宋初辟佛者，有石介之《中国论》，欧阳修之《本论》，亦《原道》之类耳。稍进其说乃精。

宋儒辟佛第一要语，为程子之“吾儒本天，异端本心。”其所谓天者，即天地万物之定理。谓宇宙间一切皆有定则，为人所当遵守而不逾。释氏惟任其心之所见，则一切无定。故以知识言，则不能明理；以制行论，遂至猖狂妄行也。张子谓释氏“不能穷理，故不能尽理，”意亦同此。其实天下无不明事理，可成学问者。释氏之注重一心，乃将人类一切罪恶，加以穷究，谓其根源皆出于心耳。能所二者，不能相离。承认有我，即不谛承认有物；承认有物，亦不谛承认有我矣。理学家谓“吾儒知有理，故其言心也，从至变之中而得其不变者。释氏但见流行之体，”未免以禅宗之流失，概佛教之本来也。

又谓“释氏有敬以直外，无义以方外。”（亦明道之言。）案佛氏有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。更进而言之，则有六菠萝蜜。凡可以饶益有情者，善巧方便，无所不为。戒律之严，尤为它教所莫比。安得无制行之仪哉邪？

延平云：吾儒异于异端者，理一而分殊也。理不患不一，所难者分殊耳。朱子曰：理一，体也。分殊，用也。盖谓释氏有仁而无义也。然冤亲平等，乃以究极之义言之。至于应事，则释氏亦有种种方便，曲尽其妙。试读华严之五十三参可知。正不得谓有仁而无义也。况理不患不一，所难者分殊，语亦有病。此则阳明之心学，足以正之矣。

有以善为吾心所本有，疑释氏一切空之，遂并善而欲空之者。然善者心之本体，正空无一物之谓。（如鉴之明。）若先有世间之所谓善者，杂乎其中，（如鉴中美景。）则眼中金屑也。心学家谓心体本空，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皆自必空体流出，颇得佛意。空者，空其欲障。四端即心之本体。非本体为一物，而四端别为一物，藏于其中也。

有谓二氏专从生死起念，不离乎贪生畏死之情者。案后世所谓道教，实古之神仙家。神仙家专求长生，冀享世间之快乐，宋儒辟之是也。然此实不值一辟。至于道家及佛氏，则了无贪生畏死之念。世未有浅至贪生畏死，尤能成为学，成为教者。此亦不足辩也。宋儒之说，乃者见世俗信奉二氏者，皆不离乎贪生畏死之念，遂以此咎二氏耳。亦可见其于二氏之学，入之实不深矣。

或谓佛氏专从事于一心，久之，见其昭昭灵灵，如有一物，遂以此为心之本体，得此则天地万物虽坏，而此不坏；幻身虽亡，而此不亡。又或静久，精神光彩，其中了无一物，遂以为真空。此皆禅宗之末失。宋时佛教，诸宗皆衰，惟禅宗独盛。故宋儒辟佛，多指禅宗言之。后之理学家，不加深察，遂谓佛教仅如此耳。其实禅宗不足概佛教之全；禅宗之流失，即彼以为魔道也。

张子曰：若谓虚能生气，则虚无穷，气有限，体用殊绝，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。老氏说果如此，张子辟之，诚为得当。然老子所谓“天地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者，即庄子“有不能以无为有”之说。谓天下万物，彼不能为此之原因，此亦不能为彼之原因，故不得不归之于无。

理学家之辟二氏，多属误会之谈。然其说仍有极精者。不能以其于二氏之说，有所误会，遂概斥为不足道也。今试引数事如下：

或谓明道：“释氏地狱之类，皆是为下根人设，怖会为善。”曰：“至诚，贯天地，人尚有不化，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？”或问阳明：“佛以出离生死，诱人入道，仙以长生久视，诱人入道，究其极致，亦见得圣人上一截，然非入道正路。”阳明曰：“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彻上彻下，只是一贯。更有甚上一截，下一截？”明道论神教不能普行之理甚精。盖凡神教，虽亦见得究极之理，终不免有许多诱人之说。究极之理真，诱人之说则伪。一时虽借此诱人，久之，其遭人抨击者，即在于此。此亦可见说非真理，终不能立也。阳明之说，尤觉简易直接，独标真谛。

阳明曰：“神仙说到虚，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？佛氏说到无，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？但仙家说虚，从善生上来；佛氏说到无，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；却于本体加这一些子意思；便不是虚无的本色；便于本体有障碍。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，更不著些子意思，良知之虚，便是天之太虚。良知之无，便是太虚无形。日月，风雷，山川，民物，凡有貌象形色，皆在太虚无形中，发用流行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。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。天地万物，具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，又何尝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，能作障碍？”案神仙家不足论。阳明谓佛氏亦有所著，亦非真知佛说之谈。然所说之理则甚精。真空妙有，原系一事。必知此义，乃不致以空为障也。

梨洲曰：“佛氏从生死起念，只是一个自为。其发愿度众生，亦即一个为人。何曾离得杨墨科臼？岂惟佛氏？自科举之学兴，儒门哪一件不是自为为人？自古至今，只有杨墨之害，更无他害。”案谓佛氏从生死起念，前已辨之。其发愿度人，则正所谓秉彝之不容已。儒家力争性为善而非空，正是此意。不得转以此病释氏也。然梨洲辟佛虽非是，而其将一切恶，悉归到为人为己上，见得至善惟有一点，更移动分寸不得，则其说甚精。

凡教总不能无迷信之谈，此乃借以牖（诱）世，本非教中精义。得其义，弃作筌蹄可矣。佛说来自天竺，彼土之人，好骛遐思，说尤诙诡。此亦非佛说精义所在也。而此土之人，或竟信以为真，则堕入迷信矣。温公不信佛，曰：“其微言不能出吾书，其诞者吾不信也。”佛说之诞，乃其兴于天竺使然，不足为佛病。然论佛说而能及此，却可扫除许多障碍也。

朱子《释氏论》曰：“佛之所生，去中国绝远。其书来者，文字音读，皆累数译而后通。而其所谓禅者，则又出于口耳之传，而无文字之可据。以故人人得窜其说以附益之，而不复有所考验。今其所以或可见者，独赖其割裂装缀之迹，犹有隐然于文字之间，而不可辩者耳。盖凡佛之书，其始来者，如《四十二章》、《遗教》、《法华》、《金刚光明》之类。其所言者，不过清虚缘业之论，神通变见之术而已。及其中间为其学者，如慧远、僧肇之流，乃始稍窃《列》《庄》之言，以相之。然尚未敢以为出于佛之口也。及其久而耻于假借，则遂显然窃取其意，而又文以浮屠之言。如《楞严》所谓自闻，即《庄子》之意；而圆觉所谓四大各离，今者妄身当在何处，即《列子》所谓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及其根，我尚何存者也。凡若此类，不胜枚举。然其说皆萃于书首，其玄妙无以继之，然后佛之本真乃现。如结坛、诵咏、二十五轮之类；以至于大力金刚，吉盘荼鬼之属，则其麁（粗）鄙俗恶之状，较之首章重玄极妙之旨，盖水火之不相入矣。至于禅者之言则其始也，盖亦出于晋宋清谈之余习，而稍务反求静养以默证之。或能颇出神怪，以炫流俗而已，如一叶五花之谶，双履西归之说，虽未必实有其事，然亦未可见当时所尚者，止于如此也。其后传之既久，聪明才智之士，或颇出于其间，而自觉其陋。于是更出己意，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，以阴佐之；而尽讳其怪幻鄙俚之谈。于是其说一旦超然，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，而惑之者，遂以为果非尧、舜、周、孔之所能及矣。然其虚夸诡诞之情，淫巧儇浮之态，展转相高，日以益盛，则又反不若其初时清闲静默之说，犹为彼善于此也。”

自汉学之兴，群诋宋儒为空疏武断。其实宋儒如朱子，即读书极博之人。此外博洽者尚多。其勇于怀疑，善于得问，尤非汉唐及清儒所及。清代考证之学，实亦自宋儒开其源，特未竟其业耳。

理学自创始迄今，几千年。信从者固多，攻击者亦不少。综所攻击，不外两端：一病其空虚无用，一以为不近人情而已。前说可以清之颜习斋为代表后说可以戴东原为代表。然二家所攻，实皆理学末流之弊。至于理学之真，则自有其卓然不可没者。

颜氏之攻理学，一言以蔽之曰：不切实用而已。他拿琴谱和学习弹琴打比方。说理学家就像识琴谱而不会弹琴的人，能说识谱就是会弹琴吗？其实，不识谱，一般人也弹不好琴。这个他就不说了。

吕思勉在《订戴》里说：

宋儒克己之严，毫厘不容有歉，因推此以绳君子而失之严，事诚有之。至于小人，则宋儒何尝谓其欲不可遂，而不为之谋养生送死之道哉。横渠见饿殍，辄咨嗟，对案不食者经日。尝以为欲致太平，必正经界。欲与学者买田一方试之，未果而卒。程子提倡社会，朱子推行社会。凡宋儒，讲求农田、水利、赋役之法，勒有成书，欲行之当世者，盖数十百家。其志未尝行，其书亦不尽传，然其事不可诬也。乡曲陋儒，抱《性理大全》侈然自谓已足；不复知世间有相生相养之道；徒欲以旷世之高节，责之人民，此乃宋学末流之失，安可以咎宋学乎？宋儒所谓理者，即天然至善之名，戴氏所谓必然之则也。戴氏称人之所能为者为自然，出于血气。其所当止者为必然，出于心知。与宋儒称人之所能为而不必当者为气质，为欲，所当善者为义理，为性，有以异乎？无以异乎？夫特异其名而已。

相关文章：活着读后感

：